印刷术如何长期促进经济增长
本系列之前刊载的《“韦伯假说”的错与对》（《经济观察报》2017年12月11日第849期38版）中，介绍了Becker和Woessmann两位教授量化新教对经济增长影响的方法：新教最早发源于维滕贝格，再逐渐向周围扩散。维滕贝格周边“近水楼台先得月”，因此更易受新教影响；距离较远的地方，思想传播就比较困难。然而，除开新教，距离维滕贝格的距离，本身不会影响当地的经济发展。因此，拿这个距离作为工具变量，就可以把新教对经济的影响算出来。
Dittmar（这个名字，后面还要多次提到）用相同的办法研究了印刷术对经济的促进作用。发展初期，制约印刷术扩散的因素很多。一是怎么铸造活字。强度大、不易磨损、冷却后保持平整……再当时，寻找适宜铸造活字的材质并不容易。古登堡找到的配方，是铅、锡和锑合金。在很长一段时间内，配方和相应的工艺都处于秘密状态。开始用合金铸活字的时间，1450年；有公开的文字材料记载铸活字的详细方法，则要等到100年以后了。这是来自技术供给层面的限制。
需求层面，制约技术扩散的因素也不少。首先，一套印刷机的成本，大致是一名熟练工人4-10年的工资；其次，开工以后，作为重要生产原料的纸，在当时的欧洲并不便宜；最后，起码在技术发明的前几十年，印书的利润前景并不确定，不乏有来不及收回成本即黯然关张者。早期敢“吃螃蟹”，涉足印刷生意者，有些设法争取大学、教会等有稳定需求的客户，有的则怀着讨赞助人欢心的意思。
Gilmont 于1998年的文章，简洁地概括了影响印刷术扩散的因素：“偶然，比任何基于利润的解释都更有力”。更准确地说，决定印刷术扩散到西欧某地的时间，主要就是当地距离美因茨（古登堡发明印刷术的地方）的距离。细究历史上欧洲各地印刷商的分布：1450年代，仅古登堡一家；1460年代，法国、意大利境内靠近德国一侧，以及德国中部南部，零星点缀几家；1470年代，遍及德法意，西班牙也出现了两家；1480年代以后，数量开始爆发，欧洲遍地开花。距离，是最主要的因素。
因此，和新教一样，距离印刷术发源地更近的地方，也更早地拥有了这项新技术。同时，到美因茨的距离，本身又不会影响当地的经济发展。用一模一样的办法，就可以算出印刷术对经济的影响。结果，在1450-1500年之间采用新技术，能让一座城市在1500-1600年间多增长78%。单单“有没有采取印刷术”这一点，就可以解释1500-1600年间，不同城市增长率差异的近70%。说得再简单一点：新技术垂青的城市，在接下来的一个世纪大踏步前进；没有跟上的城市，几乎没什么增长。
印刷术何以具有如此神奇的魔力？最简单的答案：知识的价格因此下降，有知识的人因此变多；人力资本的积累，促进了城市的腾飞。再问得细一点：发挥魔力的，究竟是哪个类型的知识呢？经典的文章《素养的量化研究：年龄堆砌和人力资本的历史》（Quantifying quantitative literacy: Age heaping and the history of hu-man capital. ），把人力资本分了两类：一是识不识数。这个指标和能不能计算密切相关，在商业当中非常有用；二是识不识字，这一点更接近我们通常对知识的认知。他们分析了很多欧美的数据，发现和长期增长关系更紧密的，是前一类资本。
怎么才能学会识数呢？印刷术出现之前，除了当学徒、一点一点学艺，没有太多办法。这也容易理解：怎么算利率、利润和汇率，都是贸易这一行的吃饭本事，怎么可轻易授之于人？有了印刷术以后，这些知识，花钱都可以买到。现存最早的“商业算术”教科书印行于1478年，其序言开门见山：本书旨在给有志于商业的青年提供基础的商业算术训练。之后，此类培训班大量涌现。
商业技巧当然远不止于识数。怎么记账（尤其是刚刚出现的复式记账法）、哪里的港口有水源补给、哪里有盗匪强人……以前只能口传心授的内容，现在都可以印刷出来，四处贩售。老师也可以开班，印辅导材料，给大家来一堂“理论结合实务”。15世纪末，市面上只有寥寥几种商业指南；到16世纪，这个数字已经上千；截止17世纪，光是留存到今天的商业书，就有四、五千种了。
总之，通过把知识“固定”下来，变成有形、便携、便于交易的形式，印刷术为欧洲带来了丰厚的人力资本积累。最直接的利好，就是从商人才的增加和商业的发展。长期中，经济因此受益良多。实际上，Dittmar还发现：无论是老印刷商去世，还是新的印刷商进入，都会提高当地出版书籍的数量，进而加快城市未来的发展速度。这也从另一个侧面印证了印刷术影响经济的渠道：保持一个充分竞争的市场结构，有助于充分发挥新技术的潜力。
印刷术，助推思想革命
按照Spitz 在1985年的统计，1517到1520区区三年间，路德写作的小册子就销出了三万多份。无怪乎路德要如此慨叹了：“印刷术是上帝传福音的道路，是他至高之大的仁慈赐予。”路德的支持者四处推荐小册子，书商、小贩和旅行者又将这些宣讲带到四面八方。当时的作者，已经深谙今天吸引眼球的“套路”。他们并不介意当一把“标题党”；相反，他们主动把标题写得很有吸引力，方便背诵、传播。之后，才是字号更小、也更繁杂无味的正文。
这类材料数量甚多。没有人会怀疑印刷术对新教的意义，但是，这一助益究竟有多大？另外，天主教有没有从印刷术中获益呢？量化历史领域的一系列研究，帮助我们理清了这些问题。最早定量研究前一个问题的，是Jared Rubin。利用和Dittmar相同的方法，利用距离这个工具变量，他发现：1500年时拥有至少一台印刷机的城市，1530年时信奉新教的概率要提高超过50%！到1560年，印刷机的影响仍然超过40%；哪怕是100年之后，这一影响仍然十分显著。
量化研究的脚步不止于此。结合近年来盛行的机器学习技术，Dittmar将这一领域推进到了微观层面：具体来说，他首先收集了1454-1600年间，西欧各地超过100000份出版物。研究者自己先看一部分，标注这些书册的立场是支持天主教，还是支持新教。接下来，利用已经标注过的这些样本的语言特征，可以把剩下的成千上万份材料按宗教立场分类，大大节省了研究者的精力和时间。
对这些数据的进一步分析显示：当地图书市场越集中，新教的出版物就会更少。垄断，或者竞争者数量很少的地方，一旦在位者的当家人（当时的书商，大部分仍有创始人浓重的个人色彩）死亡，新进入者和更激烈的竞争通常会随之而来。之后，当地会因此拥有更多的出版物，也因此能看到更多的新教小册子。很有意思的一点：宣扬天主教的小册子数量，也会因此增加。
结合前面提到“竞争有益经济增长”的研究，这些长时段的历史证据，也促使我们去反思竞争的价值和垄断的危害。出版资源日趋集中的后果，是图书定位日益趋同。许多小众口味或极富创新的作品，或许因此胎死腹中。众多书商的存在，迫使大家不停尝试新口味、开拓新市场；集于一隅后，再要探索未知，就没那么容易了。经济增长的动能，或许就蕴含在一次又一次的试错当中。
印刷术的研究，还在另一个层面上改变了欧洲人的思想：助推民族语的形成。一方面，在利润驱动下，书商不断尝试开辟新的市场：在会说拉丁语的知识精英外，还有只掌握方言的普罗大众。经商指南等小书，可以直接印方言版出售；经典著作，那就翻译过来出售。这带动了各地方言的使用。另一方面，前面已经提到，印刷这一技术，本身就要求语言的“沉淀”：什么时候成本最低？一个词，只有一种拼法的时候。二者结合，为各种方言制定辞典，也就成了自然的趋势。
为了检验这一结论，年轻的经济史学者Sasaki建立了一个庞大的数据库。其中的变量有二：一是欧洲各民族第一次印刷出版本族语词典的时间；二是各民族历史上是否有印刷术传入的记载，如果有，是什么时间。结果，到1900年的时候，已有超过25个有传入记载的民族出版了属于自己的民族语词典；没有记载的民族，这个数字是多少呢？很遗憾，只有1个。进一步的分析显示：到2000年，有记载的民族，出版词典的概率比没有记载的民族要高50%以上。记载时间越早，出版概率也越大。
再深挖一层，就是安德森的著名观点：印刷术推动的语言“固化”，构成了“古老想象图景的中心”。共同的语言，强化了对民族身份的认同。在这个例子中，印刷术，单纯的技术力量，以及由技术派生的逐利的企图，包括印制方言本和“正字”，以一种时人难以想象的方式，彻底改变了我们看待世界的方式。我们相信什么？我们认为自己是谁？长远一些的尺度看，在我们不假思索、脱口而出所谓“天经地义”的回答前，这些答案，或许都已在历史长河经历了漫长的漂移。
结语
本文的分析，无疑是“挂一漏万”这一成语的最佳注脚：对印刷术带来的变革只提到了其中的一小部分。例子还有许许多多。比如说，Eisenstein在《作为变革动因的印刷机》中提出：印刷术破除了知识垄断，缩小了民众与学者间的差距。这篇专栏，即是又一个例证。今天的互联网世界，各类学术公众号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学术前沿的科普、入门进阶的书单，林林总总，应有尽有。或许，这也会带来类似的影响。
另一个相当重要、但难以量化的方面，是著作权等概念的诞生。Gold-stein的名著《著作权之道》，选取的起点即是古登堡。在印刷机之前，书籍依赖手抄。极高的复制成本，本身就是一道壁垒。此外，既然直接售书，很难获取太多利润，著作权这个概念也就缺乏根基。有了印刷机后，一位当红的作家，作品可以卖到几十、甚至数百万册。此时，保护这个权利的需要就显得十分迫切了。今天，我们的观念已经习惯了无处不在的知识产权，但这同样不是“天经地义”的。
和印刷机一样，互联网大幅降低了信息传递的成本。印刷机，便利了别人利用你的著作，但范围仍有局限；互联网大大强化了这一点，个人各个维度的信息都有可能被收集、传递、存储、利用。此时，这些信息属于谁？如果确定产权归属哪一方，其它当事方要不要给出相应的补偿？自古登堡后，有关著作权的问题扯皮了几百年；互联网时代，有关个人信息的争论，近年来愈演愈烈。两种信息技术，外表大相径庭，却带来了实质相同的问题。
最后，同是信息技术，既然印刷术对社会的推动与市场结构密切关联，互联网在这一问题上会有所区别吗？赢家通吃、跨市场传导势力、财富收入中极高部分的飞速抬升……许多观察者已经表达了对互联网产业集中的忧虑。来自上一次变革（如此规模的，总共也没有几次）的经验提醒我们，印刷行业的集中，长期内对社会是负面的影响。在思考当下问题时，这一点也应该纳入考量。总之，人类社会，类似规模的变革，样本数量太少。慢慢展开全貌的历史，是少有的理解今天的线索。
《作为变革动因的印刷机》读后感
《作为变革动力的印刷机——早期近代欧洲的传播与文化变革》不仅深刻挖掘了自古登堡发明金属活字印刷术以后，近代欧洲的文化发展和变革，更是爱森斯坦对自己学术观念的表达。爱森斯坦主张印刷机是导致变革产生最为根本的动因，但是在书中具体的论述过程中，其恰恰证明了印刷机只是导致变革发生的诱导性原因，作者表现出了为难，甚至还利用因果倒置的方式来进行进一步推理。
本书可以分为三大部分。第一部分是引出论题，先将印刷机的出现未被广大学者重视讲出，并且分节列举出印刷文化的特征，比如印刷术产生后对文化的一些影响，点出神学和宗教在欧洲文化的地位，将图书馆分类法的源头指向金属活字印刷，并论证了盗版技术的一些问题。第二部分是论证印刷机对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的作用，印刷机的产生，先是促使了意大利的文艺复兴，然后扩展到整个欧洲的文化的兴起。同时，印刷机的产生，也造就了报纸的兴起。在这期间，传统的出版商的身份也在向资本家的方向发展。第三部分论证了印刷机对自然科学的影响，主要是植物类、地图类、科技类等，证明了自然科学必须依靠出版才能进一步发展。特别是第七章单独介绍哥白尼，将哥白尼的《天体运行论》和维萨里的《人体的结构》做了对比，《天体运行论》只使用手抄，在某种程度上延迟了天文学的发展，而《人体的结构》用印刷机印刷，还配有图片说明。无论是哥白尼还是维萨里，他们始终都逃不出宗教的约束。所以第八章，又回到宗教与科技出版的问题上进行论述。
爱森斯坦认为印刷机属于历史的动因，而并不是环境的诱导性因素，并且其主张印刷机是一种完全独立存在的推动性因素。动因可以产生的效果是直接的、能够确定的，能够和实证主义研究相结合，但是，没有直接的证据能够证明印刷机和历史的变革有直接联系。从目前可以查询到的资料来看，印刷的书籍没有直接的效果，在很长的阶段内，也没有在和手抄书竞争的过程中获得致胜的优势。爱森斯坦通过研究前人的资料，发现人们最为关心的是印刷机这个发明在技术发展方面的贡献，而对其产生之后的结果，却疏于关注。爱森斯坦在这本书中描绘了印刷机作为环境的诱导性因素，如何引导社会中的一些元素发生变化，使得它们推动社会的发展和进步。她说论证的印刷术产生的一系列的突然变化，比如说宗教的革命、科学的革命等等都是在非事实基础上的一种理论提炼，以此作为基础，那么印刷机只能是推动社会发展的诱因。对于这样的情况，爱森斯坦非常无奈，所以试图借助因果关系来表现印刷机的发明和其产生的结果直接存在的直接关系。但是其并没有找到能够支持自己理论的观点，无法证明印刷机推动了历史的变革。直觉和实证使得爱森斯坦很矛盾，所以无意间掉入了因果关系的陷阱里面无法自拔。但是这并不影响其著作《作为变革动因的印刷机》发挥理论方面的价值与意义，该书集中研究机器印刷催生的传播革命，对常规的问题进行了重新研究以及阐述，整体性思维非常强。
这本著作从搜集资料起，耗费了十七年，字数约八十多万，仅注释就多达十余万，作者的研究精神令人叹服！让读者感受到了学术的魅力所在！ 这部书既是传播学巨作，也是历史巨著，自出版以来，欧洲通史、文化史、技术史、科学史、印刷史、宗教改革史、文艺复兴史的专家也争相研究这一巨作。由于近期补作业时间比较紧，读的比较简略，以后有时间再认真精读。
